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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聚焦“一带一路”丨吴志峰:资金融通需要大开放理念和全球化视角

时间:2017年4月21日 作者:IMI 

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无论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还是经贸合作的不断畅通,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融通。那么,在资金融通方面,正遇到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未来该如何进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多年来一直专注于“一带一路”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吴志峰。

巨量需求难掩诸多挑战

“就‘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需求来看,整体而言是需求量大、挑战也多。”吴志峰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基础设施落后,但由于经济落后、宗教冲突、恐怖主义等原因而局势动荡、法律缺失推高了资金融通的风险,由此,不利于引入国外投资,而且会促使本国本已有限的资本外流。因此,中国与这些国家传统的援助贷款、项目承建、商品贸易等双边模式极易受到政治动荡的冲击,并造成了巨大的融资缺口问题。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从2010年到2020年,仅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就高达8万亿美元。

除融资缺口巨大之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融资成本也相对较高。吴志峰指出,相较西方许多国家的在零利率左右的成本而言,沿线国家的融资成本普遍较高。有数据显示,沿线31国中有24个国家实际利率高于中国,其中9个国家更是高于10%,信贷成本极高。除黎巴嫩和泰国外,22个国家的银行信贷占GDP比例显著低于中国,信贷供给严重不足,无法满足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除此以外,沿线国家股票交投不活跃,导致直接融资几近缺失。沿线64国中,有33个国家股票交易额占GDP比例低于10%,其中17个国家更是低于1%,股票投资极不活跃。二级市场的不活跃必然会导致一级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的不足,企业无法通过便利的股权融资实现资本的快速扩张,制约了工业化进程,导致资本缺口矛盾更加突出。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区域的风险高也推高了其融资成本。从评级结果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低风险国家只有4个,占6.4%;中等风险国家有43个,占68.2%;高风险国家16个,占25.4%。

要站在全球的角度看待资金融通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既然摆在面前的问题是资金融通缺口大、成本高,那么,就需要开拓思路来解决投融资所面临的问题,要站在全球的角度来思考资金的融通问题。

吴志峰认为,要有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并重的建设理念,这是顺利解决资金融通的前提条件。吴志峰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不仅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还要从参与国际分工的角度,进行产业及开发区的融资,以适度推进沿线国家的工业发展。要带动沿线国家的产业发展,要进行产业链的对接。

“不仅要修路架桥,还要有车跑。”吴志峰说,只有有了车流,才能保证有持续的现金流;有了持续的现金流,投资方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因而,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建设融资,产业发展园区融资不可或缺。

而且在资金融通上要有大循环的发展理念。吴志峰阐述了一个“价值双环流”的理论,认为价值双环流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基础。

一方面,我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融入到全球生产贸易体系中,与欧美日发达国家形成了价值“上环流”,同时也正在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价值“下环流”,在这两个环流中,我国处于承上启下的中枢位置。通过形成价值“双环流”,既要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产业与资本方面形成良好的循环,又要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资本有序对接,这样中国就会成为连接“一带一路”国家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产业、资金、信息的一个中转站。最终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能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能促进我国自身的产业升级。

吴志峰认为,我国具有世界上69个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既有高端制造业技术,也有中低端产业,这不仅可以有效地与沿线国家的产业进行互补,还能帮助各自国家有效地进行产业升级。

在融资上具体如何解决?必须要有大视野,要有大开大合的融资思路。按照吴志峰的设想,需在内外统筹、内外联动的指导思想下,首先建议设立中国国际开发署,统筹解决援助性贷款及其他贷款,要认真借鉴欧美日发达国家的海外开发署的经验。

吴志峰认为,目前,援助类资金属于商务部管理,但与外交部的协调性不够,与发改委主管的国内产业协调也不够。因而援助性贷款应与开发性贷款相结合,形成资金联动。另一方面,通过信用合作走国际市场融资之路。具体办法是通过中国增信的模式。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用普遍偏低,风险较正常国家大,在国际市场上融资成本也要高。但是,如果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使其增信,就会提高在国际市场的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

除此之外,还要推动我国商业银行在沿线国家开设分行或子行,加强货币清算等基础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要更好地服务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我国的商业银行也必须同步跟进。尤其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其银行体系落后,结算效率低,货币汇率波动大,往往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不利于企业投资和经营。也要帮助沿线国家建立和发展直接、间接融资体系,搭建跨国证券交易所作为融资平台。同时,适度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吸引区域内优质企业到我国进行股权和债券融资,在方便国内资本对外投资、增加对外资本供给的同时,也丰富海外人民币的投资标的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为后续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培育市场基础。当然,还要开发出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契合沿线国家的融资需求。考虑到沿线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差异,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区域内的金融大国,应针对各国、尤其是那些贫困国家的社会文化特点和切实需求,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定制化、个性化程度。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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