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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珺:产能过剩与实体经济空心化在中国并存

时间:2017年1月11日 作者:Liu Jun 

导读:

化解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空心化的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直强调的观点是,金融危机是生产过剩危机,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体现。国民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特别是货币经济关系的崩盘是危机的根源。本...阅读全文

化解产能过剩和实体经济空心化的矛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直强调的观点是,金融危机是生产过剩危机,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体现。国民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特别是货币经济关系的崩盘是危机的根源。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强行调整,西方经济体“去库存”和“去杠杆”,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主要“去产能”,全球经济又再次进入新一轮运行周期。然而,新周期并未消除老矛盾,经济运行中相互交织的三重矛盾仍将映射到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并不时呈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一是实体经济领域存在持续的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二是货币经济领域存在超量发行与融资布局失衡;三是虚拟经济领域存在总量膨胀与结构性泡沫。

经济学诞生的几百年来,就争论着是供给决定需求还是需求决定供给的问题,至今也还是“悬案”。古典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即著名的“萨伊定律”)。但是,产能过剩的东西有市场需求吗?后来,宏观经济学家凯恩斯将供给与需求关系倒过来,认为需求创造供给。同样,即使是生产的好东西,如果老百姓口袋里面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需求最终能实现吗?需求实现不了,能够进一步推动供给和生产吗?此外,凯恩斯主义要求政府以负债方式或居民以借款方式获取货币去扩大消费支出,其后续偿还能力如何保证,比如现今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说的好,供给与需求是一个事物矛盾的两面,其平衡发展是有具体条件的。萨伊定律的时代背景是短缺经济,在那样的背景下,人们对物品有点“饥不择食”,当然是有多少供给就创造多少需求,如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情况。但是,当经济由短缺转为总量过剩后,如果我们在经济动态运行周期中强调供给创造需求,那一定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后适应市场实际需求的“优质”供给,因为总量过剩蕴涵结构性短缺,准确地说,是“创新的”、“增值的”供给创造需求。另一方面,凯恩斯所强调的需求必须是有相应支付能力的需求,符合市场效率原则的需求,脱节于支付能力的需求将打断稳定的供需链条,埋下生产过剩隐患。由此,处理经济周期中的供求关系,平衡总量过剩与结构性短缺的矛盾,关键是要做好供给面的结构升级和结构调整,需求面的收入分配和有支付能力的阶层培育。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过剩是不合理的分配关系造成的,过剩永远是相对的。

货币是最大的虚拟经济,自从有了货币后,实体经济领域的矛盾与货币经济领域、虚拟经济领域的矛盾就没有停止过相互影响、相互衍生和相互作用。在社会经济领域,商品与货币、资本既是血肉共同体,又具有相对分离性,货币和资本可以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而且,在信用本位制度下,货币具有超发的冲动,内含“动物精神”的资本试图将原先没有货币化和不能货币化的东西都进行货币化。由此,货币经济和虚拟经济迅速膨胀,尤其是热点领域、垄断性领域、大宗商品领域等将集中大量货币与资本,其表现并非是超发货币在经济领域会均衡分配(哈耶克曾用“蜂蜜”而不是“水”来比喻过多的货币),而会聚集在一定的部门,停留更长的时间。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当扩张的信贷进入生产过程后,企业家行为扭曲,倾向于对更长期的生产过程进行投资,抬高资本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导致投资由消费品向“消费者越远”的生产领域转移,即向资本商品转移。因此,实体经济特别是生产制造业吸引力下降,逐步空心化,而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攀升,并积累泡沫。可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者矛盾的“结”是货币供应量,适度的货币供应量是解决矛盾的“良方”。

在当代金融体制和宏观调控制度下,实体经济领域的总量过剩是以往货币超发持续累计的结果,而经过商品和货币的循环后,在货币分配领域直接体现为,过剩企业缺乏货币,与之相对的是,热点领域、垄断性领域、大宗商品领域、富裕群体等会集中过多货币与资本存量。反过来,拥有货币和资本优势地位的企业和居民能够进一步从社会融资新增量中取得更多的诸如信贷、债券、股票、对外直接投资等融资权利和金融资产,也可以拥有炒作垄断性领域、大宗商品领域、衍生品领域、不动产领域等的金融能力,这是“马太效应”新的、鲜活的表现形式。货币超发、货币分配失衡和资本炒作对实体经济领域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阻碍产业结构升级,降低实际有效需求。首先,货币超发将引起全部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这也是货币主义强调的核心内容。其次,货币超发和分配失衡将导致资本对热点经济领域轮番炒作,扭曲千千万万商品的相对价格,最终导致价格水平整体上升。最后,货币分配失衡将直接冲击社会融资格局,降低居民有效需求。在我国,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创造的GDP约占60%,创造的就业岗位约占70%,一些中小企业还是创新的排头兵,但其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和地位一直较低,货币分配失衡制约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另一方面,容纳大多数就业岗位的企业融资难和就业人员收入低下也限制了社会总需求。

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突破三重矛盾,创造和谐的实体经济领域、货币经济领域和虚拟经济领域运行的“三重奏”:一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足于解决生产领域中的矛盾,如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创造新兴产能,跃迁产业结构,在总量和结构布局上适应需求面的需要。二是在需求层面,要遵循内需拉动模式,着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内需从来不是刺激出来的,是靠中低收入者全面增加收入后创造出来的。三是根据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和宏观调控需要合理制定社会融资总量和分配比例, 以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为取向, 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 四是遏制资本炒作, 引导民间资本流向实体经济领域,特别是新兴产业, 也可以是公益性的基础设施、 医疗、 教育等结构性供给短缺领域。最后,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无论用什么方法解决社会供求矛盾,都要遵循市场规律, 调节供求矛盾最终是在市场上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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