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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隽:巩固和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时间:2017年4月14日 作者: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大势,推动办成了一些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下简称“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正是其中之一。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既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综合国力和改革开放成就的肯定与认可,也成为我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2015年适逢IMF5年一次的SDR审查,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早在此之前就启动了相关研究和论证工作,并于2015年2月做出了推动人民币加入SDR的重要战略部署,明确了工作方向和总体思路,指导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推动相关工作,并最终促成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

人民币入篮,标志着中国从经济大国、贸易大国迈向货币大国。对此,国际社会反响积极,人民币资产在全球市场的吸引力明显上升。仅2016年9月和10月,通过人民银行代理配置的人民币资产规模就已超过百亿美元。许多国际金融组织和多边开发机构的贷款及不少国家的负债均以SDR计价,其配置的人民币资产也在稳步增长。此外,随着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国内外主动配置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也明显上升。截至2017年1月,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机构数已经较2016年9月增加了近80家。2017年3月31日,基金组织首次对外发布单独列示人民币的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调查(COFER)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COFER报送国持有人民币储备规模为845.1亿美元(约合5822亿人民币),占COFER报送国外汇储备总量的1.1%。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获得进一步确认。

下一步,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引,切实贯彻落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决策部署,抓住人民币加入SDR的有利机遇,全面深化改革。具体到工作中,首先是要系统地梳理人民币加入SDR的好处、意义及影响,进一步厘清认识、加深理解,从而更好地指导下一阶段工作。

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对一国经济金融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获得储备货币地位,不仅为中国赢得了荣誉,更重要的是储备货币地位意味着重要的制度性权利,有利于增强外界对人民币的信心,扩展危机应对的手段,对一国经济金融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后即享有制度性权利。能够在国际社会被广泛接受是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最直接体现。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后,可直接用于IMF的份额认缴、出资和还款等财务操作,还可用于向所有其他国际组织出资以及国家(地区)之间的贷款、赠款。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也将无可争议地被统一认定为外汇储备,例如,基金组织的外汇储备币种构成调查(COFER)已将人民币纳入并单独列出。此外,人民银行与其他国家央行和货币当局签订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国际认可度和吸引力也将得到实质性提升,非储备货币国通过货币互换协议获得的人民币会被基金组织直接认可为储备资产,属于有效外部融资,从而对该国的金融稳定产生正面积极影响。

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能够大大增强国内外对货币的信心,降低发生经济金融风波的可能。储备货币发行国均有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作支撑,储备货币本身即具有国际清偿能力,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而对一国货币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其经济金融体系的信心,这有助于缓解经济金融风险,减少危机爆发的概率,维护经济金融稳定。

同时,储备货币发行国受其他国家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要小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这也意味着它们可以更好地抵御冲击。从历史经验看,如果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出现波动,很容易使国内外对其货币失去信心,本币出现贬值,推升国内通胀水平,甚至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秘鲁等南美国家、90年代初期波兰和白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均出现本币被大量抛售并最终形成恶性通货膨胀的现象。反观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由于国际社会对储备货币的信心,在危机期间,不仅不会大量抛售,反而会因避险情绪上升增加对储备货币的需求,也就是危机时期人们谈及的避险天堂的功能,这有利于保持汇率平稳,降低经济金融风险。

储备货币发行国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手段更多。储备货币发行国能够根据本国情况更加独立地制定货币政策,在危机期间还可以创新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来缓解危机。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中,美联储率先运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和工具救助金融机构,包括实施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及通过扭曲操作压低长期利率。欧洲央行通过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等方式刺激信贷增长。日本银行则通过扩大信贷抵押品范围、购买各类资产等方式实现通胀目标。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上述非常规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财政政策,促进了经济复苏。这些政策之所以得以生效,主要在于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非常规政策创造出的大量流动性能在全球市场被广泛吸收。而在相同的条件下,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如采取类似做法,则会引发较高的通胀和货币贬值。

储备货币发行国企业可以使用本币在国际上进行投资和交易,有利于降低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意味着其既可以在国际贸易支付中被广泛使用,直接满足国际收支需要;又可以在金融市场广泛交易,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兑换其他货币,满足各种支付需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企业使用本币在国际上进行投资和交易,不仅有助于降低成本,也意味着其在交易和定价中有更多的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有利于提升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投资中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市场份额,而这些又会进一步强化该货币的储备货币地位,从而形成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

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可降低一国积累外汇储备的必要性。储备货币发行国很少积累外汇储备,是因为其完全可以通过自我发行货币来进行国际支付,弥补国际收支缺口和偿付外债。目前,基金组织在对成员国储备充足性进行评估时,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需要积累适当的储备作为应对危机的缓冲,并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而对于能够发行储备货币的成熟经济体则没有储备充足指标的要求。事实上,美、欧、英等其他储备货币发行国(地区)的外汇储备与其他国家相比都很少。例如,截至2016年12月,美国的黄金储备为8133吨(约合3500亿美元),外汇储备390亿美元;欧元区19国的黄金储备合计约1万吨(约合4500亿美元),外汇储备2610亿美元。

巩固和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并非一劳永逸。事实上,2020年基金组织就将开展下一次的SDR例行审查,评估各篮子货币满足“可自由使用”等标准的情况。目前,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时间不长,尚处于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起步阶段,需要通过若干年努力,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才能更充分地体现出来。

储备货币地位的关键在于“可自由使用”性质,这是市场对其保有信心的重要原因。国际清算银行(NikolaTarashev,2016)的研究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尽管可能会对其出口带来一定影响,但是更大程度上会导致市场信心的削弱,进而引发资本外流,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远远超过出口的增加;而对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市场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信心充足,货币贬值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有限,其影响反而更多地体现在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对中国来说,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近一段时期人民币也面临着贬值压力,我们应抓住人民币加入SDR的契机,做好基础工作,夯实人民币的储备货币地位,提高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巩固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提高各界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灵活性的容忍度,降低由信心引发资本外流的可能。

人民币加入SDR后,随着“可自由使用”程度的提高,外界对中国的影响也将不断加深,人民币储备货币功能的发挥需要稳健的金融体系和完善的宏观政策框架作支撑。一方面,需要完善与储备货币发行国地位相适应的宏观政策框架,不断提高宏观调控能力,使之更加市场化、更加灵活、政策透明度更高、政策沟通更有效;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强化金融监管和协调,从宏观、逆周期和跨市场的视角评估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增强中国金融管理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有效维护金融稳定。

下一步,我们将以人民币“入篮”作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起点,坚持不懈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将各项工作做牢做实,维护好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的基础,不断巩固和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原文链接】发挥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还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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