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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东、熊启跃:银行业杠杆状况与政策建议

时间:2017年6月8日 作者:陈卫东 

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主导,至2017年3月,商业银行提供的资金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的占比达到84.7%,银行杠杆率能从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杠杆水平。测度银行杠杆率的指标主要有两类:一类基于财务视角,主要考察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三者间的关系,如资产负债率等;另一类基于监管视角,主要考察监管资本对风险的覆盖程度,如资本充足率。两种指标从不同层面反映出银行业的风险状况。

近年来我国银行杠杆出现了重大变化 

本世纪以来,国内银行机构先后完成重组上市,经营效益明显改善、资本补充渠道不断拓宽。在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的背景下,我国银行业杠杆水平仍呈现向好趋势。至2016年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3.28%,较2009年上升1.98个百分点;中国A股上市银行权益资产比为6.74%,较2009年上升1.45个百分点。除数值改善外,银行杠杆率还发生了以下积极变化。

一是资本质量不断提升。一方面,高层级资本占比稳步提升,截至2016年末,商业银行一级核心资本在总资本中的占比达到81%,在全球银行业中处于较高水平;一级其他资本在总资本中占比为3.73%,较2013年上升了3.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内源资本积累在所有者权益中的占比稳步提高,以四大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全文同)为例,2016年末盈余公积、一般损失准备和未分配利润在所有者权益中的占比分别为9.8%、13.7%和43.7%,分别较2009年提高4.4个、4.2个和24.4个百分点。

二是杠杆率的风险敏感度不断提升。2013年以来,国内有6家银行相继推出资本计量的高级方法,2016年末,这6家机构内部评级法覆盖的风险暴露比例达50.8%。中小银行围绕五级分类细化信用风险评估模型,评级体系的风险敏感性显著增加。此外,内部模型的校准工作不断强化,通过回测检验等机制,评级系统的精准度得到显著提升。

三是监管要求全面与国际标准接轨。2013年,我国正式实施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成为全球较早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的国家。此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先后被列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以下称“G-SIBs”),它们与国际领先银行遵守相同的监管标准,成为全球资本管理领域的标杆性银行。监管政策的不断完善,引导资本充足率不断提升,确保银行杠杆水平整体呈现良性发展态势。

虽然2008年以来,银行杠杆水平整体呈现平稳运行态势,但应看到,银行杠杆管理的难度正不断提升:一方面,银行资产规模增速高于经济增速,2009~2016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年化增长率为17.7%,同期,我国GDP规模年化增速为11.1%,银行资产规模与GDP的比值由2009年的190%上升至2016年的310%,这是所谓的宏观杠杆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传统利息收入下降,银行通过各种创新手段不断实现业务突破,一些业务可以绕开资本监管约束,但却实质性地改变了银行杠杆状况。在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时,银行资本应对资产负债结构变化冲击的脆弱性有所加大。

银行业杠杆管理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通过高利润留存以及增资扩股等方式快速积累资本,以支持资产规模的快速扩张,是我国商业银行杠杆管理的主要方式。这一模式较好地适应了前些年经济增速较快、净息差较高、金融风险相对较低的特点,使银行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较大程度发挥了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功能。当前,经济增速趋缓、金融市场风险不断释放,银行杠杆管理模式面临新的挑战。

第一,资本积累难以支持资产扩张速度。按照现在的投资效率计算,未来若要保持GDP年均6.5%的增速,银行资产规模应至少保持年均13%的增速。要实现杠杆水平的稳定,资本增速就不能低于13%,实现这一目标在当前经营环境下难度较大。2016年,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和所有者权益增速分别为16.6%和13.2%,前者和后者的差值达3.4个百分点,资本的增速低于资产增速使银行杠杆压力凸显。2016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较2015年下降了0.17个百分点,这是官方统计以来资本充足率首次年度范围出现下降。资本增速下滑与当前银行经营形势发生的变化有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净息差收窄。2016年,商业银行净息差平均值为2.27%,较2015年下降0.26个百分点。受净息差下降影响,2016年,25家上市银行共产生利息净收入26350.8亿元,较2015年下降1371亿元,降幅达4.9%。如果不考虑税收且分红率按25%计算,利息净收入下降使上市银行2016年与2015年相比少累积资本1028.3亿元。

超额拨备下降。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银行资产质量不断下行,不良贷款规模不断增加。截至2016年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76.4%,较2011年下降101.7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下降使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拨备规模收缩,对银行资本积累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以四大行为例,2016年末,四大行超额拨备规模达2576.0亿元,较2015年下降298.8亿元,下降幅度为11.6%。

债券市场定价的影响。债券已经成为我国银行业资产中的重要构成部分。2016年下半年,我国债券市场出现大幅波动,这对商业银行资本累积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方面,债券价格下跌影响交易账户债券的公允价值,造成银行出现当期亏损,2016年,四大行公允价值变动合计亏损1.05亿元,如果只考虑亏损的银行,亏损规模达60.3亿元;另一方面,债券价格下跌影响了可供出售账户的债券价值,使所有者权益中资本公积的其他综合收益项减小。2016年,四大行综合收益项共亏损216亿元,如果只考虑亏损银行,规模则为268亿元。

第二,资产负债结构持续变化,使杠杆率反映的风险内涵发生变化。近年来,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从资产运用看,贷款占比由2013年的50.3%降至2016年的48.8%,存放央行和现金持有占比由2012年的16.6%降至12.0%,同业资产占比由2009年的不足10%升至2016年的15%;从负债来源看,银行存款逐渐被理财产品和同业负债替代。A股上市银行负债中同业负债占比由2012年的15.4%升至2016年的18.9%,理财余额在负债中的占比由2012年的8.8%升至2016年的15.9%,存款占比由2012年的79.5%降至2016年的71.7%。资产和负债结构变化直接改变了银行业乃至金融业杠杆率的内涵。

有些资产会计上出表,但银行仍须履行刚兑义务。非保本理财就是典型案例。非保本理财业务不进入银行资产负债表,其对接资产不用计提拨备和资本。在现实操作中,银行对于非保本理财往往要承担刚性兑付义务,即承担其对接资产损失造成的风险。按照杠杆监管的本质,对于银行实际承担风险的业务,应该计提资本和拨备。2013年以来,非保本理财规模呈“井喷式”增长。截至2016年6月末,其余额已达到20.2万亿元,是2013年的3.1倍,已占到整个理财市场规模的76.8%。

通过业务转换,降低风险权重。以同业业务(如买入返售业务和应收账款投资业务)为例,一般而言,银行同业资产风险权重在25%,而信贷资产的风险权重平均在60%以上。通过与其他金融机构的运作,同业资金会流入非金融企业或个人等实体经济部门。这些资金发挥的功能与贷款无异,银行作为“兜底”方,需要承担信用风险,但风险权重却是按同业业务计提的。

通过持股银行,扩大金融杠杆。银行被金融机构持股的背景下,被持股银行的杠杆率提升,会带动持股机构的杠杆率水平一并提高,造成金融体系整体杠杆压力的加大。以保险公司为例,截至2017年3月末,保险公司对A股16家上市银行的平均持股比例达到10.1%,而2009年末该比例仅为1.8%。保险公司通过入股银行完成规模扩张。截至2017年2月,保险业资产规模达到15.96万亿元,是2010年的3倍。与保险公司类似,其他金融企业也通过持股或控股银行的方式,使规模得到了快速增长,如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公司等。

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不仅对银行自身杠杆率产生了显著影响,也带动了其他金融子行业杠杆规模的提升。2016年末,上市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89.8%和72.3%,较2010年上升4.1个和4.6个百分点。

第三,监管要求趋于严格,杠杆管理压力持续加大。未来,银行杠杆率面临的监管要求更趋严格,我国将进一步推进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和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缓冲要求,将使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提高。另外,2015年,FSB推出了针对全球G-SIBs的“总损失吸收能力资本要求”(以下称“TLAC要求”),据测算,为满足该要求,四大行面临的TLAC资本和TLAC债务资本的缺口分别为7620亿美元和4345亿美元。

第四,银行的杠杆管理工具有待丰富。资本筹集主要依赖国内市场,难以适应银行国际化发展要求。参考国际同业,非中资G-SIBs的境外融资在资本净额中的比例平均在30%以上。2016年末,中资G-SIBs海外筹资占比不足资本净额的10%,资本补充仅限于国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海外业务的扩张,特别对海外子行业务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制约。

筹资工具有待丰富。我国商业银行的一级其他资本与国际大型银行存在明显差距。国际领先银行这一层级的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能达到10%~15%,而我国G-SIBs的平均水平仅为3%~4%。除优先股以外,国外领先银行还可通过发行优先信托凭证、永续债等工具补充一级其他资本,这些在国内尚处于空白状态。

市场化运作难以满足杠杆管理的需要。商业银行通过回购、股权激励等方式进行市值管理的方式并不畅通,导致银行股价长期与盈利水平偏离,限制了银行再融资等资本补充计划。另外,我国的资产支持证券市场发展滞后,截至2015年底,规模为7178.89亿元,仅占我国GDP的1%,远低于美国的60%、日本的3.6%和德国的2.8%。银行通过市场出售的方式实现资产的减少或结构调整的空间有限。

发达国家完全市场原则下,资本监管内生性地存在顺周期效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较为严格的杠杆监管环境下,欧美银行出现了较为普遍的资产收缩和出售以及“惜贷”现象,银行个体的经营安全通过杠杆监管得到了保障,但却付出了宏观实体经济增速下滑甚至负增长的代价。杠杆监管忽视宏观审慎效果往往会导致政策不仅不能产生“合力”,反而会产生政策效果相互抵消的结果。这恐怕也不是我国需要效仿的方式。

政策建议

我国银行业杠杆的发展,一方面与我国融资体系的独特性有关,也是支持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金融监管环境的变化和市场主体的日益多元化、竞争日趋激烈推动的结果。当前,银行杠杆管理压力凸显。如不能妥善应对,将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同时也会拖累实体经济,影响到经济增速。针对我国银行业杠杆管理面临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进。

一是保持银行规模合理稳健增长。经济增长离不开银行资金的支持,对银行杠杆的有效管理首先要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是银行杠杆水平是否合适的判断依据和根本前提。要引导银行业资金以最少的链条进入实体经济,能够促使社会形成有效的供给能力,并通过市场原则引导资金流入边际产出较高的行业,提升投资效率。在总量上,应着力于调控银行规模扩张节奏,银行业要采取理性的规模扩张节奏,既能够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又不会造成资源浪费和金融风险过快积累。

二是拓宽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应研究商业银行资本新的补充渠道,探索推出永续债、可转股的二级资本工具、可减记优先股以及TLAC资本工具,提升银行损失吸收能力,丰富银行资本补充“工具箱”。根据商业银行发展需要和市场条件,适当增加一些银行海外资本的筹集力度,提升海外筹资在资本净额中的占比;中资G-SIBs应加紧测算TLAC资本缺口并考虑制定未来的发行方案。

三是提高资本监管覆盖范围。对银行资产实施“穿透式”管理,针对银行具有清偿义务的业务,需要纳入资本监管的覆盖范围。加强金融机构持股银行行为的监管,对通过持股放大杠杆的金融机构要加强并表监管,控制其杠杆水平。根据金融市场变化和业务创新情况,不断完善银行杠杆监管指标的计算,使其能客观、全面地反映银行风险。

四是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力度。针对目前各类金融风险相互交织的情况,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对不同类机构开展同样业务,应该采取相同的监管标准和措施,否则就会出现、滋生通过不同机构合作绕开监管的套利行为。加强对金融创新业务的过程监管,对新的机构审批和业务审批,需要研究其对市场的实质性影响,厘清其运作机理,评估其对实体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发展产生的潜在影响。

五是应对经济下行和金融市场波动产生的不利冲击。鼓励银行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力度,减轻拨备覆盖率的下行压力。适当提高可抵税拨备比例,鼓励拨备的计提。加快IFRS 9会计准则的实施,缓解银行拨备计提的“滞后性”和“顺周期性”。定期开展压力测试,对极端情境下的高风险资产应及时调整。

六是杠杆管理要体现宏观审慎原则。加快推进逆周期资本缓冲和国内系统性重要银行附加资本缓冲政策。强化监管沟通与协调,确保杠杆监管与其他宏观政策步调的一致。

【原文链接】《中国金融》|银行业杠杆状况与政策建议(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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