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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十年,反思世界剧变中的中国选择

时间:2018年10月5日 作者:Wang Yongli 

导读:

金融危机至今已经整整十年,危机爆发后,世界格局剧烈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此时更需认真反思金融危机的根源与教训,为应对新的金融危机做好准备。IMI学术委员王永利在北京周报网发文指出,金融危机根本...阅读全文

金融危机至今已经整整十年,危机爆发后,世界格局剧烈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此时更需认真反思金融危机的根源与教训,为应对新的金融危机做好准备。IMI学术委员王永利在北京周报网发文指出,金融危机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资本和产能大规模转移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充分的客观存在而造成的大规模过剩,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推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中国当前面临巨大挑战,但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中国一定能够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和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

以下为文章原文:

2008年9月15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当天,由于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美林被收购以及美国国际集团评级面临调降,华尔街金融版图巨变震动市场,纽约股市遭遇恐慌性抛售。道琼斯指数重挫逾500点,标准普尔下跌近5%,创“9·11”恐怖袭击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2008年9月,发端于美国,进而迅速影响全球,形成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大危机,至今已整整十年。危机爆发后,全球性“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难以扭转,全球经济“整体低迷、此起彼伏”,世界格局剧烈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此时更需认真反思金融危机的根源与教训,为应对新的金融危机做好准备。

 

  1. 危机根源

危机后,人们总结出不少诱发的原因,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投资人的贪婪,只顾高回报不顾高风险,并形成“大而不能倒”的格局;会计制度有漏洞,会计处理、会计原则有问题;评级公司不尽责,给出的信用评级脱离实际;金融创新过度,产品多重嵌套,市场相互勾连,金融监管跟不上,造成系统性风险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影响因素,都需要认真改进和完善,但这很难成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大危机的根本原因,还必须放在全球化大背景和上百年的历程中才能看得清楚: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资本和产能大规模转移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充分的客观存在而造成的大规模过剩。

上世纪的“大萧条”是如此,这次危机也同样如此。

二战之后,世界形成了苏美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尖锐对抗,一部分国家犹豫观望的基本格局。之后,中间派的拉美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开始开放,吸引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推动其快速发展。上世纪70年代从东欧开始,一直到中国等陆续推动改革开放,为国际资本和产能转移提供了巨大空间,推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开始加快变化。

在这一过程里,全球资本和产能的大规模转移到一个地方后,在推动其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同时,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也会随之产生和聚集。一旦问题暴露又会引发资本迅速转移,进而引发大大小小的金融或经济危机。危机爆发后,所在国家又会大量投放货币和产能进行救市,结果在全球范围内聚集更大的流动性和产能过剩。这种状况不断聚集,最后必然形成全球性严重的产能和流动性过剩,引发全球性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与此同时,货币金融自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其中,货币脱离金属本位制发展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货币收付由“现金清算”更多地转变为“记账清算”(使货币所有权的流动代替了货币本身的流动,增加了社会的资产负债规模以及流动性)、一国主权货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是特别需要关注的“三大裂变”,它们使货币的扩张更加容易,跨境流动更加便利,诸多因素也更加容易诱发流动性过剩。

放眼全球,受到人口增长和地球承受力等方面的约束,现在已经出现全球性严重的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这种局面很长时间都难以扭转。这种情况下,依然坚持刺激政策只能积累更多矛盾。这使很多重大经济理论和宏观政策都将面临深刻的挑战,现在更需要推动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大规模救市进一步扩大货币和产能投放,尽管抑制了危机的急剧恶化,避免了金融市场可能的崩盘,但又聚集了更多的风险隐患和危机因素,政策工具潜力消耗殆尽。同时,危机爆发推动世界格局剧烈变革,国际矛盾更加突出,美国从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全球化、自由化,转变为强烈的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正在挑战国际秩序,民粹主义在不少国家明显抬头。种种因素表明,世界范围内更大的危机挑战正在走来,亟需全球共同应对。

可见,全球金融危机并不只是金融领域需要认真反思和总结的事,而是需要从全球和全局的高度看待问题。

二、世界剧变

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推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

1991年苏联解体,其剧烈变化对中国产生了极大震撼,关于改革开放激励的争论趋于缓和。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后,“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压倒一切”占据上风,推动中国经济加快发展,1995年开始过热,1996年实施严厉的宏观调控后有所降温。

中国经济崛起和出口增长,对东南亚经济形成挤压,其经济金融的风险开始显现。在国际资本冲击下,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

面对挑战,中国决定人民币不贬值,为东南亚局势稳定做出了贡献,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人民币开始在东南亚扩大流通。更重要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意识到金融在和平时期的重要性,在1998年推动了一场非常深刻的金融改革,包括: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对国有金融机构组织关系实施垂直管理,弱化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发行2700亿专项国债,补充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四大银行不良资产;推动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开展“三角债”清理工作等。

实际上,1995年中国的《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就已经颁布了,但由于种种原因,难以落地实施。如果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金融改革就很难推动;没有这一次金融改革,中国金融业就不会达到今天的程度。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尚未消除,1998年夏天中国又遭遇严重的南方大水,使中国经济在1998年下半年到1999年严重滞胀,面临巨大挑战,亟需新的增长点。

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三大改革”),把原来政府贴钱的三大领域变成产业来开发,把资源变资本,资本再加杠杆,推动中国经济进入2000年开始明显止跌回升,成为中国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国经济上升势头跟全球经济形成了明显的反差:2000年3月开始,美国网络产业市值快速收缩,10月网络泡沫彻底破灭,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迫使美国大幅度刺激房地产发展,为其后的次贷危机留下了隐患。祸不单行的是,2001年美国又遭遇“9.11”恐怖袭击,美国的反恐局势和投资环境陡然恶化。此时世界经济陷入低迷,亟需寻找新的增长点和火车头,而中国成为必然选择。这使中国在持续争取13年之后,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WTO。

中国入世后,全球产能和资本大量涌入,推动中国迅速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并带动全球经济增长,带动资源和能源出口型国家加快发展,新兴经济体随之涌现。

世界经济加快发展,带动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提升,迫使美国扭转网络泡沫破灭后不断推动的低利率政策,从2004年6月开始不断提高利率水平,结果引发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和之后的全面金融危机。

危机爆发进一步推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七国集团”在世界总产值中的占比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70%下降到危机之后的45%左右,发达国家从全球聚集财富的能力明显削弱,其国内高福利的制度难以维系,中产阶级的资产规模不增反缩,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民粹主义明显抬头,其社会制度亟需深刻变革。

全球化发展和世界格局深刻变化,也使全球治理体系亟需深刻变革。

 

三、中国应对

危机爆发后,中国迅速调整宏观政策,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但之后经济下行压力开始显现,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亟需推动新一轮更加深刻和广泛的改革开放。

国际上,原来苏美尖锐对抗,中国有巨大国际套利空间的大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差距不断缩小,已经让美国感受到了威胁。

在国内,从2011年底开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到2017年底十九大召开已经持续了6年,原来积累的矛盾加快暴露,十九大必须把发展方向、目标和路径明确出来,以振奋精神,凝聚人心,攻坚克难。

十九大做出一系列重大决定,提出新时代、新思想、新方略,明确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宏伟目标,实在是太重要了。但这也必然会激化与美国的矛盾,美国发起贸易战,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必须看到,上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欧洲爆发的,但根源都是美国崛起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激化了原来强国之间的矛盾。这个世纪的上半叶同样将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也会面临剧烈的国际矛盾和严峻挑战,对此应有充分认识和精心准备。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换挡转型开启新时代非常关键的时期,面临诸多矛盾和挑战。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当前三大攻坚战之首。

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经济使金融功能严重萎缩,所有金融集中到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办理,主要功能就是“印钞”和“出纳”。改革开放之后,陆续分设出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推动人民银行向中央银行转化,但整个金融仍保持行政化管理。1993年之后经济加快发展,大量资金需要银行提供,银行混业经营急速发展,但由于金融认知和监管跟不上,很快就酿成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1997年之后问题急速爆发,这也成为1998年推动金融改革,上收金融管理权、推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直接原因。但在国家层面,金融的行政化管理并没有重大改观。2001年加入WTO之后,为应对金融对外开放的需要,从2004年开始推动国有金融机构股改,2006年开始陆续挂牌上市(包括境外上市),中国金融的市场化经营和对外开放水平大幅度提升。如果从2006年开始算起,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和市场化发展的历史其实非常短暂。

从全面深化“三大改革”并成功入世之后,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金融也呈现出高速发展态势。现在,中国货币总量、央行资产规模、央行外汇储备、金融资产规模等雄踞世界之最,金融机构的世界排名不断提升。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金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必须看到,中国金融的发展,实际上是“基础弱、速度快、成效大、问题多”。由于基础太弱,发展太快,目前对货币金融的认知和把握不足,对金融的统筹规划和合理划分不够,金融监管的职责定位和分工合作不尽合理,金融体系结构和金融法规建设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货币政策目标的核心是什么,如何保证核心目标的实现(央行独立性)?央行在保持巨额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同时,又拆借出巨额资金,但二者存在很大的利差,是否合理?在保持很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又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二者是什么关系?这种局面的存在与社会融资成本高企有何联系?巨额国家外汇储备,长期都交由央行和外汇局独家管理是否合适?何为“刚性兑付”,“打破刚性兑付”应该如何把握?国家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职责如何定位,如何有效发挥金融监管和相关部门的作用?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如何建立健全重大风险应急处理机制?

由于很多问题没有理清,在金融快速发展过程中,也不断产生和积累风险,现在防范化解金融重大风险已经成为国家三大攻坚战之首。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经历真正的本土化金融危机的考验(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破产清盘后,再没有一家银行破产倒闭),从金融机构到监管部门,乃至国家统筹协调机构,各个层面都缺乏对金融风险的预判能力和应对经验。

同时,中国金融与国际领先金融体相比,金融的活力、普惠的水平,对外开放和公平竞争的程度,特别是国际影响力还有相当明显的差距,作为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与“本世纪中叶实现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战略目标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亟需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开放。

可见,金融危机十年后,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局势,更需要全面深刻反思和总结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做好应对新的严重危机的准备。这对中国尤为重要。

中国当前面临巨大挑战,但依然具有重大机遇和比较优势: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发展过程当中,改革的余地和红利依然很大。同时,中国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国家外债负担较轻,具有抵御外部冲击的实力;中央政府负债率很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很大空间;整体利率仍是比较高的,资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很大调整余地;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实力也有很大增强。国家正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发展,促进国际间“平等互利,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信,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中国一定能够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和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4nDlWEGNzfVSiCXxWDNi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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